“减负令”的真正受益者与损失者是谁？

　　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，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，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的群体，失业率高达30.5%。

　　如此高的失业率，无疑是阶层固化的危险征兆。给予更长的时间，相信一些失业学生会逐渐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一些可能会创业成功，但现阶段“毕业即失业”的窘境，给家庭和个人的打击，无疑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。

　　阶层固化原因很多，归纳起来无非是进入社会中上层的途径大大收窄，以及社会中下层人士缺乏竞争力。前者且不论，对于后者，主要是中下阶层的子女没有机会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良好教育，进而少有机会进入好的高中和大学，换言之，还等不到上大学，早在初中毕业时，中国的教育已经在做阶层分流的工作了。

　　为了避免教育资源向少部分学校过分倾斜集中，教育主管部门提出“教育资源均等化”等对策，但效果让人失望。经过10多年，另一项所谓的改革——减负，正在扮演阶层分流的帮凶。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，但的确如此。

　　2000年1月17日，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徐某，因学业压力过重，铤而走险，铁锤杀母，藏尸遁逃。事件披露后，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。新华社随后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，强调“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刻不容缓”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在21世纪国际大竞争中的地位问题。教育部同日发出通知，要求全国各地教育部门“加大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工作的力度，切实抓出实效”。

　　的确，那个时候中小学生书包很重，作业要做到深夜。“减负令”一下，学生在校时间大大缩短，教师布置的作业量也少了，甚至低年级都不用考试了。大家额手称庆。

　　但问题很快就来了。由于“教育资源均等化”并没有实现，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控制在少部分学校手里，规规矩矩实施“减负”的学生，根本进不了好的初高中学习。

　　结果今天大家看到的场景是，学校仍在执行“减负令”，早早地放学，少少的作业；家长却在利用放学后和周末时间，把孩子送到教育培训机构继续学习或请家教，“弥补”减负带来的学业“损失”。有一个说法是，要想考进一流高中，初三的学生必须完成高一的课程。很大程度上，家长能够付出多少金钱和时间，决定了所选择的教育培训机构和家教的教学质量高低，以及孩子成绩的好坏。

　　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一方，减负政策成效卓著；家长和学生一方，为各种各样的补课花费大量金钱，忙得晕头转向。试问，这样的“减负”，意义何在？

　　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之一，是弥合社会阶层分化，但是在当前的“减负令”下，各个家庭各显神通。这场私下里的竞赛，城市是胜出者，因为城里有更多的教育培训机构和更多的优秀家教；有钱的家庭是胜出者，因为他们出得起更高的价位，可以进优质的教育培训机构补课，可以找到更优秀的教师。不客气地说，当前的“减负令”，正在加剧阶层分化。

　　从“减负令”中获益的：

　　一是课外教育培训机构，它们的做大，很大程度上依靠“减负令”被驱赶出来的知识传授；

　　二是中小学校，可以早早地把学生送出校门，落得清闲；

　　三是部分中小学教师，可以把本该在学校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转移到课外的补习班上，不过据说在禁止这种作为。

　　从“减负令”中受损的：

　　是教育培训资源稀缺的农村，以及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的城市贫民子弟。在“教育资源均等化”八字还没有一撇的背景下，课业“减负”必然沦为一幕荒诞剧，它所产生的危害，至今还没有完全显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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